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近20年来首次下降，但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仍很严重，进一步扩大至216.8亿元人民币，亏损企业占统计会员企业户数逾四成。
在行业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国有钢铁企业亦不能独善其身。财政部8月19日公布的国企利润数据显示，今年1-7月，国企利润下降2.3%，其中，钢铁行业由盈转亏。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则意味着新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方向。
那么，深陷产能过剩泥潭的钢铁业，能否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危机？
实现中国钢铁产能的全球化布局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四个一批”，被视为解决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的指南。其中，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转移一批，是“四个一批”重要的一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产能合作成为国家强调的“走出去”的重要方式。5月16日，国务院下发了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根据该意见精神，钢铁被作为重点行业之一，将与我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重点合作。
“一带一路”为困境中的钢铁业带来机遇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表示，“一带一路”对钢铁“走出去”的机遇主要表现在资源开发、转移优势产业、解决钢材贸易争端、输出技术和装备等方面。
在资源开发方面，李新创指出，“一带一路”明确指出要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这将对开发这些国家的铁矿石资源带来机遇。另外，“一带一路”还将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这也将为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铁矿开发提供金融支持。
在转移优势产业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部分由中国投资，国内钢铁企业无疑会是首选。另外上述基础设施条件普遍落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必将带动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会带来大量钢铁需求。
解决钢材贸易争端方面，2014年涉及钢铁和钢铁类产品的贸易摩擦全年累计27起，涉及金额达23.2亿美元。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钢材净进口国占70%以上，是我国钢材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除钢材直接出口外，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建设，将带动钢材间接出口。
最后，在输出技术和装备方面，国内产能过剩，而且技术过关，借助“一带一路”可以开辟新的市场，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输出技术和装备。
中国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金模网CEO罗百辉也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钢铁有大量的需求。随着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了全球钢铁消费的新增长点。
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支撑起我国钢材出口，并且，相当多国家进口同比增速超过50%，实现了在欧美反倾销大棒下的出口逆势增长，在罗百辉看来，“一带一路”下中国钢铁的国际产能合作，时间跨度上分为两个阶段，在较近的一个阶段，产品出口是重要形式。未来较远的一个阶段，随着沿线国家开始落实“进口替代”政策，产能转移是主流，我国企业将通过提前介入和当地企业进行联合生产，实现中国钢铁产能的全球化布局。
钢铁“走出去”分为三个层面
虽然“一带一路”对我国钢铁业而言意味着重要的市场机遇，但其对当前的钢铁业危机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还需进一步辨析。
一方面，钢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指的并不是把工厂、设备和人员简单迁移出去，更多指的是新建产能。
“就像首钢搬迁，并不是把首钢简单地搬过去，而是在曹妃甸新建了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厂。”李新创说。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指出，除了一些个别案例，一般都是新建项目。“一方面是搬迁的费用比较高。另一方面，如果是国内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去国外也未必行得通。所以更多是通过工程项目重新架构一个钢厂。”
从中央提出的“四个一批”来看，努力扩大国内需求，消化一批，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转移一批，均属于扩大需求的方向。而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一批，和严格环保安全能耗准入标准，淘汰一批，则属于缩减和淘汰产能的方向。
因此，“一带一路”对国内钢铁业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扩大市场需求，对于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则更多解决的是“增量部分”，而非“存量部分。”
另一方面，对于“增量部分”的解决，也存在着诸多挑战。罗百辉指出，钢铁“走出去”分为三个层面：资源走出去、产品走出去和产能走出去。资源走出去方面，包括焦炭、铁矿石等，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企业通过与当地企业建立长期合作，进行利益共享。
产品走出去方面则取得了较好的成果。2000年以来，我国钢材出口快速增长，到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达到了6265万吨。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9年时出口量曾一度跌至2460千万吨，但近几年又恢复了较好的发展势头，2014年出口量已达到9738万吨。
在产能走出去方面，则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李新创告诉记者，我国钢铁企业的海外之路，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没有停止，但总体特点是：单独工序钢铁项目多，全流程项目少，拟投资项目多，实施困难大，搁浅多。
钢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着诸多风险。首先是政治风险。罗百辉指出，从“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看，基建、公共产品和服务等领域占据主流，很多项目由我国的国有企业参与，甚至占据主导，这就要求东道国要有高度的认可性和政策稳定性。
其次是管理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对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运营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具体而言，海外项目投建阶段的土地、矿产、交通设施等主体和配套设施建设问题，运营阶段的税收缴纳、劳工纠纷等属地化管理问题，企业清算和退出机制的安排问题等，都在考验着中国企业的经验与智慧。
最后是环保风险。从污染源看，存在着废水、废气、废渣的“三废污染”问题。中亚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因此，钢铁企业要重视废水、废渣的处理，并根据投建地的风向特征，解决好废气问题。另外，“一带一路”沿线法律环境发展不成熟，如果钢铁企业抱着侥幸心理，很可能会陷入到复杂的环境纠纷之中。
要注重合作与共赢
面对上述诸多问题，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无疑是钢铁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必修课”。在罗百辉看来，钢铁企业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谨慎选择投资地。一带一路沿线的市场机会，基本都属于“第三世界”，35个国家人均GDP仅3000美元，且有相当的国家仍有内战。因此，如果钢铁企业难以控制和化解当地潜在的风险，应该理性决定不投资。
另外，钢铁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相关政策，优先选择已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相关国家，利用政府关系增加对东道国的责任约束。同时，可以利用项目投资契机，结合“一带一路”双边合作产业园的政策，推动所在国开辟专门园区，以对接我国产业投资政策。
第二步是谨慎选择合作方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同样也有相当多的历史纠葛。同时，“一带一路”存在着多个大国的利益切割，包括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在中亚、南亚的势力范围，因此，需要加强研究，谨慎选择。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国与国之间除了有贸易摩擦，产能合作亦有摩擦点。因此，钢铁企业一方面要进行充分调研，看是否有商业生存空间。“钢铁企业的选址，要么靠近资源，如焦炭、煤炭，要么靠近电厂，要么靠近物流枢纽和港口。如果铁矿石、物流都没有，工人素质也不够的话，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地点。”
另一方面，钢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应注重合作与共赢。“产能合作不是一推了之。”白明指出，第一，我们不能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输出给别的国家。“要知道，有些国家对环境的要求比我们更高。”第二，我们可以进行合作和让利，把我们的盈利空间让给其他国家一些，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初期为了树立一些样板，我们甚至可以多做一些让利，让其他国家能够有赚头，纳入我们的产业链。”
白明向记者强调，“所谓产业链的主导权，就是你只要进入我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网络，就不能轻易离开。这个网的“俘获”能力很大，而且是互补的，共同发展的。国际产能合作，更多是中国经济的体外循环，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