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社厅的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间,广东本省农民工由790万人上升至1048万人,年均增长64万余人。与此同时,外省农民工从1777万人下降至1654万人,年均减少30万余人。
“广东的城市化加速导致省内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珠三角转型升级带来对人口素质要求的提高,以及中西部经济加快发展导致省外农民工数量的减少。”广东省委党校区域经济研究专家陈鸿宇说。
在“产业、劳动力双转移”、“粤东西北振兴”战略的带动下,广东相对不发达区域城市化呈现明显加速趋势。2008年至2013年,粤东西北地区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9.7%、13.1%和18%,增幅比珠三角地区分别高8.4个、1.8个和6.7个百分点。
东莞市机器人技术协会副会长罗百辉分析称,2010年到2013年,粤东与粤北城市化率每年以0.6%的速度增长,粤西地区达到0.95%。与此同时,广东特别是珠三角转型升级的步伐在加快。今年以来,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推进“机器换人”。但外省农民工数量缩减势头并不意味着广东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的吸引力有所减弱。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广东常住人口在2005年末为9194万人,2009年末为9638万人,到了2013年末,增至10644万人。从增长400多万到增长1000多万,加速度是明显的。珠三角并没有褪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劳动力成本的逐年上升,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制造生产模式渐渐出现短板。用工荒与员工下岗增多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在这个时期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在这种情况下,“机器换人”已经成为当下解决用工荒最时髦的办法。
“机器换人”源于人口红利消失
“机器人与人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无需休息。”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丰礼表示,现在,工人在薪资与福利上的要求与前几年相比要高出不少,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同时机器人与人相比还具有“无处不在、无中生有、无可比拟”的天生优势,而这些优势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
吴丰礼指出,许多企业在过年期间订单最多,这就要求工人必须加班赶工,但是想叫工人全部到位还是很困难,尤其是在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想要叫人加班更是难上加难。工人无法指望,但是订单还要完成,“机器换人”就是这样被“倒逼”出来的。
另外,国家在机器人战略上也给予了更多政策支持,多地政府出台政策扶持机器人产业发展。力求加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通过机器人替代革命逐步完成智能工业化的转型。
东莞市机器人技术协会副会长罗百辉表示,过去几年间,中国机器人市场年均增长率超过40%,2013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近3.7万台,约占全球销量的1/5,居全球首位;预计在今后2年,中国市场的需求还会再翻一倍。
机器人如此火暴也遭到许多人的质疑。许多人认为,一台机器人可能会取代10个人的工作位置,机器人的发展只会加重群众就业的压力。对此,罗百辉认为,机器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用工难的问题,有利于企业的高速发展。同时,机器人的到来也一定会造成一部分人更换新的岗位,但决不是失去岗位。他表示,由于机器人具备效率更高,精度更准等优势,一台机器人就可以在流水线上进行无错生产。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使得企业减少流水作业人员。但同时机器人也需要人去进行操作和保养,这在某种层面上又促使企业招进新的人才。如果企业可以将替换下来的人员进行机器人操作保养方面的相关培训,则可以保证相关人员从新上岗。
由于从体力劳动更换到技术岗位,员工所得薪资更高,工作强度降低,员工大多会欣然接受。罗百辉表示,在机器人使用较为广泛的珠三角地区,这种模式已经普遍存在,并且效果很好。今后,越来越多的年轻工人将改变以往体力劳动者的标签,他们不再是传统的低端制造工人,他们将在操控室里控制整条生产线,使其正常有序地高速运转。
广东国企改革意见从六方面确立改革顶层设计
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将超七成
日前,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下称《改革意见》)正式颁布。根据确定的目标,到2015年,全面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
《改革意见》全文14页,分六大部分,对全面深化广东国企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引进非国有资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产优化配置、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本监管体制、加强组织领导等六个方面,全面具体地确立了广东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
《改革意见》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比重提升、资本布局优化、现代企业制度健全、资产监管体制完善等四个方面明确了此轮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到2015年,全面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国有资本将主要集中在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资源性、引领性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形成30家左右年营业收入超千亿或资产超千亿元、初具国际竞争力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形成市场化的企业人事、劳动、分配制度和长效约束机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探索建立专业监管和委托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等。